素食在中國有深厚的傳統。 《墨子》記載：“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清人孫詒讓注：“素食，謂食草木”。素食又稱“蔬食”，《禮記》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東漢鄭玄注：“草木之實為蔬食”。素食自古以來是中華文明的飲食傳統，中國以及整個東亞，飲食皆以穀物和蔬菜為主，與西方以肉為主的飲食習慣是不同的。舌尖之上是對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化精神的傾向。中國古代素食傳統有著深厚的國學蘊涵，飽含著動物關懷精神，包括愛惜、同情和敬畏。其中敬畏之心，是相對於現代動物倫理所獨有的精神特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將動物視為生活資源，但懷愛惜之情有節制地取用，是古代中國關懷動物的主流思想。熟知的典故，如成湯“網開一面，德至禽獸”、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等，主張有節制地捕獵動物。再如“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荀子·王制》），強調取用動物應符合其生長節律。這些規定皆保護了動物資源的繁衍生息，有重要的生態意義。作為漢代施政精神的《鹽鐵論》指出，“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飼養一頭豬的穀物是一個成年男性半個月的糧食，深刻揭示了畜養動物的成本可以養育更多人，動物食料的成本遠高於植物食料。這種近乎現代經濟學的思想盡可能地避免了植物能量以動物能量的形式集中供給少數人，在古代中國保障了更多人免於饑饉而得以生存。
愛惜動物是“仁心”的發露，為政者以愛惜動物作為施行仁政的表態，在後世已成中國政治傳統。如北魏孝文帝“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唐文宗下《禁弋獵敕》“保茲懷生，下遂物性”，以至北宋前期在短短幾十年中頻發包括《禁採捕詔》《禁屠牛詔》《放鷹犬詔》等十道涉及動物保護的詔令。動物生態倫理的政治化，是古代中國生態倫理的重要特徵。
從人類認識的進程來看，在認識到萬物與我是有區別的截然兩物之後，再認識到萬物與我的本原一體，是更深刻的認識。古代中國早有“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莊子·天下》）的哲學命題。深切地從動物生命身上直接體認這種思想，以惻隱之心同情動物，《孟子》最初表達了這種思想：“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宋儒程頤否定了動物天生作為食物的觀點：“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有蟻蝨而生耶？”（《河南程氏外書》卷八）對動物痛苦的感同身受，明儒高攀龍曰：“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並在家訓中囑咐，“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為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高子遺書》卷十）晚清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指出，鳥獸與人同本而至親，“知識靈明，其去人蓋不遠矣，其知痛苦亦甚矣”，主張戒食動物，並預言未來世界一定是素食的社會。
對動物的惻隱之心，是在思維深處對“渾然與物同體”的默會體認。只有默會了鳥獸的疼痛恐懼與我的疼痛恐懼是同一個疼痛恐懼，鳥獸的生命與我的生命是同一個生命，“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方才會有發自情感深處的呼應。在此意義上，同情是一種超越語言的直接認知，這在中國哲學中稱為“良知”，即一種不假思索的善意。 《易傳·繫辭上》對這種相感相通的精神超越性作了最高肯定：“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早期中國對動物的道德化，不唯賦予各種動物以特定德性，亦將動物納入一個道德譜系中，是一種深層次的宇宙圖景的精神化。 《大戴禮記》中有一個本體意味的萬物譜系：一般動物（毛羽介鱗）和人同處於自然世界，麟鳳龜龍等祥瑞動物（簡稱四靈）與聖人處於更高的神聖世界；平行的雙層世界又有垂直的投射關係，四靈是動物之精，聖人是人之精。在哲學意義上，四靈象徵從一般動物抽像出的超越的德性實體，聖人表示從人抽像出的超越的完善人格。 《春秋繁露》還記敘了四靈出沒的條件：為政者若愛惜、恩惠動物時，四靈便作為令人崇敬的祥瑞象徵而出現；若殘酷對待動物時，四靈便會隱退，並出現令人畏懼的自然災難。在此意義上，敬畏四靈和愛惜動物不是對兩種對象的截然不同的態度，而是內外貫通的關懷：對動物的愛惜，就是對四靈的敬畏；懷敬畏之心去施行愛惜，以愛惜之舉來表達敬畏。